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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太人的經濟學家

序言

米塞斯反對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,堅定地捍衛個人自由。我得說,柏林蝙蝠俠也和他持相同的意見。如我們所知,蝙蝠俠用實際行動,捍衛了自己的信念。

當理查德·艾伯林教授走進教室時,大門在身后關上,他眼前漆黑一團。突然間,一道強光射到黑板上。

這是蝙蝠俠的信號燈。

莫斯科的寶藏

多年前,1996年10月,艾伯林在莫斯科影印文檔,不知不覺印了數千份之多。根據經濟教育基金會(他后來擔任了該基金會主席)發表的艾伯林傳記所說,他1990年幾次赴前蘇提供“自由市場改革和公有制經濟私有化”咨詢。傳記補充道:“1991年1月,他在立陶宛維爾紐斯目睹前蘇軍事鎮壓,有13名立陶宛居民喪命。1991年8月未遂政變期間,他就呆在莫斯科的街壘里面,和俄羅斯議會的保衛者同仇敵愾。”

然而,他在智力上最令人興奮的工作,莫過于1996年的這些影印本。他開始向全世界提供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路德維希·馮·米塞斯(Ludwig von Mises)一度下落不明的文檔。

米塞斯的妻子瑪吉特后來寫道:“納粹進入維也納的當晚”,夫婦二人把“他寶貴的藏書、作品、文稿以及一切他們看重的東西,裝進38口箱子,然后乘車離開。”

在米塞斯研究院指出,米塞斯1938年逃離納粹魔爪、轉赴瑞士,然后于1940年移居美國。他以為這些文檔都丟失了。事實上,它們于二戰末期,被俄羅斯人掠走,在莫斯科的一所秘密倉庫里,埋藏了數十年之久。

1989年,米塞斯研究院報告說,學者們探知了這座豐富文藏的下落。從1990年到1992年,格拉茨大學的Stefan Karner和維也納大學的Gerhard Jagschitz給來自奧地利的34,000箱文檔編輯目錄,目錄中就含有米塞斯的文檔列表。艾伯林后來利用這份目錄,找到了這些文檔的確切位置。

這把我們引入蝙蝠俠的話題。《蝙蝠俠歷代記》(1998年冬季版,由保羅·波普創作),以“替代現實”人物巴魯克·韋恩為主角。這名猶太孤兒長大后,奮起抵抗納粹。在漫畫中,蝙蝠俠知道米塞斯,試圖阻止納粹分子劫走米塞斯的文檔。

漫畫《柏林蝙蝠俠》

巴魯克·韋恩(蝙蝠俠):韋恩在白天是富有的社交名流、立體派畫家、隱藏身份的猶太人。到了夜晚,他就化身為神秘的蝙蝠俠--所有犯罪分子和邪惡頭腦的天敵。

羅賓:韋恩的女助手。1938年,她協助蝙蝠俠打擊罪犯。1998年,她撰寫了一部尚未發表的回憶錄。

加登局長:協助沒收米塞斯作品的警察局長,與韋恩有“交情”,既不知道他是猶太人,又不知道他是蝙蝠俠。

間:1938年

地點:德國柏林

巴魯克·韋恩從好友加登局長那里得知,警方沒收了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的藏書、作品和筆記,因為米塞斯反對第三帝國和希特勒納粹政策的立場。加登不知道,韋恩實際上就是那位一直讓納粹分子頭疼不已的神秘蝙蝠俠。

多年以前,當韋恩仍然是孩子時,看著他的猶太父母,被反猶暴徒毆打致死。從那時起,韋恩發誓要替雙親復仇,用余生來對付一切罪犯和不公正。他成年后,繼承了父母財產,身心臻于成熟。受到一只入室蝙蝠的啟發,他決定用這個符號來令罪犯膽寒。

遇見加登的第二晚,韋恩穿上蝙蝠衫,直奔火車站,想要偷偷取回米塞斯的作品。他設法阻止火車,但被加登的手下圍困。于是他毀掉火車,好讓米塞斯的作品和思想,不至于落入壞人之手。

以下摘自于蝙蝠俠助手羅賓未出版的的回憶錄:

(…)米塞斯在1938年納粹要洗劫他的公寓時逃到了美國。他的房東太太向當局告發米塞斯,說他正在編寫一部挑戰納粹社會經濟政策的新書。納粹延緩了米塞斯的步伐,但不能阻止他,他繼續寫出1949年出版的《人的行動》。這本書是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的自由至上主義作品之一。米塞斯反對專制的想法,先是對納粹,后是對蘇俄,也對我們這個時代越來越愛干涉管制的政府構成了威脅。(…)他捍衛個人自由、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(…)我應該補充一下,柏林蝙蝠俠也是如此。

圓石市的書信

米塞斯的智力譜系,通過經濟學家范西克爾(John Valentine Van Sickle)延伸到了圓石市Boulder,美國科羅拉多州中北部城市一戰期間,范西克爾中止了他在哈佛大學的經濟學研究,志愿加入軍隊。戰后,他留在法國擔任大使翻譯。范西克爾從那里出發,赴奧地利拜見米塞斯。米塞斯把作品《社會主義》的影印本贈給他。范西克爾得閱此書,后來達到通宵達旦手不釋卷的地步結果他的觀念,轉變到了自由市場一邊。范西克爾在米塞斯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,撰寫了以奧地利直接稅為主題的論文。

米塞斯的著作,對其他大人物也有類似影響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寫道:“《社會主義》在1922年首次出版時,其沖擊是深遠的。一戰后重返大學校園的年輕理想主義者,在這本書的影響下,逐漸改變了觀點,最后改變得如此徹底。我清楚這點,因為我就是這些年輕人之一。我們當時覺得,生養我們的文明已經崩潰了。我們決心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。正是這種重構社會的愿望,使我們當中很多人去研究經濟學。社會主義許諾,它會滿足我們對于一個理性和公正世界的希望。這本書一問世,就把我們的希望擊得粉碎。《社會主義》告訴我們,我們一直在尋求的改良,是完全搞錯了方向(…)《社會主義》震撼了我們這一代人(…)”

結束治學生涯之后,范西克爾于1966年搬到圓石市。他在巴黎出生的兒子杰里,1960年遷到圓石市,現在居住在這里。范西克爾在這里撰寫了作品《自由處在危機之中:理想主義的暴政》。

我在自由至上黨〖美國當代以振興古典自由思想和政策為己任的第三黨〗認識了杰里。幾個月前,他在閑聊中提到,他曾在父親圓石市的家中遇見過哈耶克。哈耶克是我崇敬的英雄之一,所以這勾起了我的興趣。杰里告訴我,其父曾師從米塞斯。杰里最近來拜訪我,隨身帶來他父親和哈耶克、米塞斯、米爾頓·弗里德曼(另一位諾獎得主)等學者的往來書信,供我掃描。杰里也和我講了他父親的故事。

艾柏林冒著生命危險,遠赴莫斯科挖掘米塞斯的秘密文藏,而我所做的一切,無非是把朋友邀請過來。當然,這些信件也沒被極權大軍盜走兩次,我懷疑我們這個小小項目,能否也給一本漫畫帶來靈感。盡管如此,我還是要說,這是多豐富的一座寶藏!米塞斯、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書信原稿!

米塞斯來美后在紐約大學任教。他對于《源泉》和《阿特拉斯聳聳肩》的作者--俄裔移民安·蘭德產生了深刻影響。米塞斯和蘭德的思想,共同開拓了現代自由至上運動。

米塞斯逃離納粹、安·蘭德擺脫蘇俄,這影響了兩人各自的觀點,進而影響到大多數現代自由至上論者的觀點。蘭德1936年發表的小說《生而為人》,是對前蘇社會的嚴厲控訴。米塞斯1944年發表的《全能政府:極權國家和全面戰爭的崛起》,被米塞斯學院譽為“德式國家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變種的首次全面審查”。兩部作品,把他們對于極權思想和國家權力非分妄為的憎惡,深深烙入了渴望自由的心靈。

米塞斯的學生和傳記作家柯茲納特別提到:在美國,米塞斯結識了《紐約時報》記者黑茲利特和創辦經濟教育基金會的里德。米塞斯最有影響力的美國學生是羅斯巴德。

米塞斯1973年去世。我對杰里抱憾說,米塞斯在尼克松卸去金本位制度的所有偽裝之后,就過早離開了人世,沒等到前蘇解體,也沒等到哈耶克1974年獲得諾貝爾獎。因此,米塞斯沒能活著看到他的思想對于世界的充分影響。我說:“這太遺憾了”杰里回答:“這樣說過于客氣。”

我花了一些時間,才弄明白許多信上的簽名“弗里茨”(Fritz),就是哈耶克。我向杰里提到,一想到這位卓越學者、諾獎得主弗里德里希·馮·哈耶克,是“弗里茨”,感覺有多么奇怪。(…)

范西克爾在1974年10月30日的一封信中寫道:“親愛的弗里茨,想必不說你也知道,我得知你獲得諾貝爾獎時有多么高興。我希望我是錯的。可我認為,如果你不寫《通往奴役之路》,你還會更早獲得它。

米塞斯于1955年2月24日的信中解釋:“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,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。它賦予消費者主權,讓所有生產者別無他法,只能靠價廉質美的東西,滿足消費者的愿望,這把消費者拔擢到至高的地位。它把物質生產要素的控制權,交給那些懂得如何利用這些要素讓消費者受益最大的人。它使競爭行之有效。它代表著進步這個詞的真正含義。所有人,不管什么階層,都因為它普遍獲益。”

“凡把收入和財富不平等視為邪惡的人,都是些浪漫主義者,他們受到18世紀哲學家堆里流行觀點的指導,即‘共和美德’,只能在每戶農人都擁有自給自足小農場的社會里實現。這個國家(美國)之所以擁有史上最高的生活水平,是因為一連好幾代人,都沒去嘗試‘再分配’和‘均等化’。在‘不平等程度較低’的地方,平均生活水平必然下降。”

“如果從不平等是一種邪惡的假設開始,把討論和‘濟貧’這個問題結合起來,那對所涉問題的這種討論,就是毫無用處的。在封建社會中,貧困是收入不平等的必然結果,而在(純粹)資本主義社會中,‘大企業’不損害其他人的生活條件,相反還予以改善。”

“我清楚認識到,我的眼光迥異于新政(New Deal)的視角。人們對于‘按需分配’的想法著迷。這是流行詞‘內疚情結’的根源,也是他們對口頭信奉平等原則的蘇俄,在潛意識中多少寄予同情的由來。”

“如果不公開支持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原則,一切贊成自由企業、私人創造、大眾民主之類的主張,都會成為空話一句。”

只有像米塞斯這樣的奧派經濟學家,才會談到“米爾頓·弗里德曼的中間道路構想”。(“奧地利學派經濟學”現在指的是一個包括許多美國出生的學者在內的思想學派。)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和弗里德曼這樣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之間,總存在著一種緊張關系,盡管大多數自由至上主義者對兩派皆有好感。(范西克爾教授與雙方都保持著友好關系。)許多奧派學者認為弗里德曼過于偏離自由市場的道路--這樣說有助于你初步了解他們。然而,米塞斯認為自由市場本身不是目的,而是通往富有生產成效的、享有廣泛自由的社會所必須借助的手段

米塞斯的奇跡

杰里兼聽雙方意見后,得出自己的自由市場結論。他說:“我在大學修政治學時,這門課對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嗤之以鼻(…)我獨立思考了這種觀點,對于相反的觀點也一樣。這對我來說是一種真正的樂趣。”

杰里早年在歐洲度過。他說:“我記得小時候聽過希特勒的廣播,那是個可怕的聲音。”他和家人一起回到美國,在海軍呆了一段日子,就去上哈佛大學設計院,酷似蘭德筆下的主人公霍華德·洛克,“我違抗他們的要求,所以沒拿到學位”。他不得不到科羅拉多法院打官司,爭取參加該州的建造師資格考試。“他們對沒有學位的人從事建筑業不以為然。”他把自己所遇到的坎坷挫折,描述為“一個涉及獨占許可的典型故事”。

19世紀80年代,杰里的祖父成為一名教師前,在丹佛當木匠。因此,范西克爾于1892年出生在丹佛一所至今仍然完好的房子里。杰里結合了他祖父和父親的愛好,在這個地區延續他的家庭傳統。

杰里說,在建筑領域,他投身于一個企業進入相對自由的競爭性行業。他說:“你清楚什么是好的制度(…)我可以近距離觀察到私人企業的優點。”

杰瑞也像洛克一樣努力給低收入者建造住房。不幸的是,他說,“法規都是為建造中產階級房屋而編寫的”,所以建造低成本住宅可能遇到一場監管噩夢。盡管如此,杰里說:“我建造了一些小而俗套的單元,所有這些都是基于我這個信念:我們可以通過降低成本來造出普通人可負擔得起的房屋”。

杰里說,大約在1980年,“我有機會參加卡托會議。此次活動持續了九天,卡托研究院創始人埃德·克蘭、羅特巴德,受蘭德影響的哲學家蒂伯·馬漢、還有自由至上叢書的早期參與者羅伊·蔡爾茲也都出席了。杰里說:“穆瑞(羅斯巴德)當然是令人難忘的老師。”

杰里繼續說:“我完全沉浸在自由至上的整個氛圍內”。發言者討論經濟和道德,“碎片被拼成完整圖景”。他解釋說:“卡托替我把這些東西聯系起來(…)經濟利益和人際之間的關系相結合”。

大約與卡托會議同時,圓石市正在規劃十字路口購物中心。杰里聲稱,該市以往對開發本地的私人努力故意為難、設置障礙,現在卻要為這個項目注入數百萬美元的稅金。該市還以“如不接受現購,就威脅采取征用”來強行推動發展。杰里說:“這太蠢了,真是個不可思議的諷刺。這個由納稅人資助的公共機構如今已死。”

杰里在2003年11月10日的一篇文章中,描述了自由至上主義者幫助地方恢復財產權的計劃。他寫道:“地方建設、分區和規劃所牽涉的,是實實在在的產權問題,這可能是地方政府手中最具經濟意義的權力,市縣官員關于建設和分區法規的決策,可以被訴諸于公民委員會公斷(…)我建議自由至上主義者回顧所牽涉的問題,挑出那些對我們而言最關鍵的,對受到影響的人--不管涉及哪個重大方面--都給予公平的解決方案。根據我們的基本信念,我們重點關注的,應該是土地使用決策核心的產權,但這些權利常被蔑視自由的掌權者和他們一手挑選的委員所忽視。”

通過這些努力,杰里希望自由至上主義者“能夠恢復對個人受害者及其受損財產權的關注,并給以保護,繼續恢復財產權即基本人權、基本正義和基本自由的理解,并為之聲辯(…)立法和法規可以穩步人性化,直至被保護個人權利或要求賠償的原則所取代。”

就這樣,通過他的學生范西克爾,還有世上最偉大經濟學家的一大扎信件,米塞斯的精神在圓石市長存。

當你在夜幕中,看到一道影子掠過天際、對抗邪惡,保衛當地財產所有者的權利,那也許正是范西克爾之子杰里。和柏林蝙蝠俠一樣,杰里也是“個人自由、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捍衛者。”我們把這歸功于米塞斯這位“奇跡般的經濟學家”。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這束奇跡之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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